道：“都轰走，都给我轰走！”

    “好勒，表少爷。”

    这群闲着没事做的趟子手也去前院赶人了，不过没多久又有人回报道：“表少爷，有一位贵客找您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既然是贵客，倪大野也只好擦了菊花，提上裤子，穿好道袍，跟着趟子手来到前厅，就见到了一位穿着中山装的“熟人”。

    “这位先生好生面熟……”他抱拳致歉道，“请恕贫道一时眼拙。”

    “哈哈哈，倪道长不必如此客气。”来人笑着回礼道，“鄙姓王，忝为组织部办公室主任，我们曾在卫戍司令部见过一面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贫道想起来。王主任快请坐……”倪大野恍然道。

    王主任挥手道：“倪道长，坐就不坐啦。陈先生和陈部长想要请倪道长拨冗一会。”

    这种能做办公室主任的人，断不会在称呼的顺序上犯错误。

    陈公博都是代理组织部长了，而这个“陈先生”居然还列名在他之前——此乃何人，呼之欲出。

    心中有数的倪大野真的不想去，但是不去还真不行，也只好道：“那请王主任稍待，贫道入内更衣……”

    “哦，倪道长，还有一件事情：陈先生想见见虞姑娘……”王主任笑着道。

    倪大野就是一愣，狐疑地问道：“敢问王主任，陈先生和陈部长找贫道到底是什么事情？”

    “这个么……”

    王主任犹豫了一下道：“其实告诉倪道长也无妨，陈先生听说您昨晚的豪侠义举，就对您和虞姑娘有点好奇。”

    倪大野明白了，她老人家就是闲的发慌啊。

    其实在四一二之后，武汉国民政府的汪大主席手握一副好牌：

    首先，KM左派和CP党依然保持着合作关系，还有先总理大义名分在手。

    其次，汪大主席得到了唐生智的支持，麾下雄兵12万，远超当时常总司令的兵力。

    最后，共产国际总算认清了常总司令的真面目，正式与其决裂，并转而支持汪大主席……

    问题就出在最后共产国际的“太上皇”鲍罗廷，还有CP党的陈总书记——更确切地说是远在红都莫斯科的那位慈父身上。

    “斯达舒”通过鲍罗廷，遥控指挥武汉国民政府施行“西北学说”。

    这个战略方案就是暂时不去征讨东南的宁派，而是联合冯焕章的西北军和阎百川的晋系继续北伐奉系，要一鼓作气打通和苏俄的大陆交通线。

    很明显，一旦打通了这条交通线，苏俄瞬间就拥有了直到西太平洋、东南亚、以至于印度洋的势力范围。

    当时称之为“二次北伐”（请注意，1928年常、冯、阎、李VS张才是真正的第二次北伐战争）。

    也可想而知，列强们怎么可能坐视如此可怕的战略形势成为现实？

    于是常总司令既得到了喘息之机，也得到了列强金援，便使出了林月如这个败家娘们（划掉）千金小姐的拿手绝技——乾坤一掷！

    5月13号，驻军宜昌一带的鄂军夏斗寅叛变，和川军杨森一同进军武汉，引起湖北局势的严重混乱。

    5月21号，驻军长沙的许克祥叛变，屠杀CP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100多人，这就是“马日事变”。

    5月29号，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李宗仁的劝诱下，开始分共。

    到了6月份，冯玉祥和常总司令在徐州会面，公开倒向了宁派这边。

    至此，“斯达舒”钦定的“西北学说”完全破产，汪大主席也慌了手脚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“五月密电事件”。

    6月5日，共产国际华夏首席代表——罗易违反组织纪律，私自把联共（布尔什维克）“五月紧急方案”拿给汪大主席阅览。

    他看完之后，回头就和自己人说“随便实行哪一条，我们KM党就完了”！

    于是就有了“715政变”，“汉派”也开始分共清党，宁汉两边有了合流的意向。

    7月份汪大主席刚分完共，8月份常总司令就在徐州战役中被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大败，连徐州都丢了，不得不引咎下野。

    汪大主席觉得党内已经没有同级别的对手，自己一个人能HOLD住全场，因此不顾周围人——比如陈公博的反对，在这个月跑到南京去参加联合会议。

    只要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华夏人都知道，这一出大戏就叫做“宁汉合流”。

    不过，汪大主席确实有点流年不利。会前，他最铁杆的军方支持者张发奎被“八一南昌起义”的CP党部队击败，还有传闻张是因为同情CP，而故意放水。

    沪派，即西山会议派以此为理由，逼着他下野。

    于是在常总司令下野的正好一个月之后9月13日，汪大主席就成了汪前主席。

    而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KM党中央特别委员会，汪前主席只是32位中央委